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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申博138注册 孩子的负担要申博现金网坚定地减下去

时间:2018-4-9 22:23:34  作者:  来源:  查看:27  评论:0
内容摘要:·“两会谈谈减负”系列评论之四 为了孩子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国家四部门强力出台“减负令”,这是持续推进“减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却有一些家长对“减负”政策不理解。家长们一方面抱怨负担重,一方面基于过高的期望,不断给孩子加负担,这是中国的现实,是中...

·“两会谈谈减负”系列评论之四

为了孩子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国家四部门强力出台“减负令”,这是持续推进“减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却有一些家长对“减负”政策不理解。家长们一方面抱怨负担重,一方面基于过高的期望,不断给孩子加负担,这是中国的现实,是中国教育需要面对的窘境,也是“减负”政策落实难的原因之一。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子女教育极其重视,总希望通过学习胜出别人,在物质水平提高后,还加了一个“更”字。近年,伴随政府对学校强力的“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的现象,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风光无限。

有人认为除了文化,还有中国应试教育制度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新东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教育市场头号企业,其辅导内容几乎都是英美教育所需要的考试与语言学习,与中国的教育和教育考试制度并无关系。早在2002年,新东方就在华人聚集的多伦多开了海外分校。

重视孩子教育,又过于功利,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无论如何,是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正视, 澳门太阳城现金网网址 盖特纳称人民币升值对美澳。比如,能否在承认现实需要的前提下,争取在校内教育最大程度解决这种需要,从而把负担降到可能的最低。而不是规定完成作业不能超过多少小时。否则,很容易与部分家长造成对立,好心办坏事。

我们需要正确认知“减负”问题,进而调整我们的“减负”策略与办法,做精准“减负”。负担首先是一个心理感受,喜欢玩游戏,10个小时可能也不觉得辛苦,不喜欢学习,10分钟都是痛苦。同时,对于那些有远大追求与抱负的学生与家长,也需因材施教,区别对待。对一部分对自己有期望的学生,辛苦一些是应该的,多学一些也是应该的,也是因材施教,应该给这部分学生与家长可能的发展空间。

当然,我们需要坚定地减,减去那些不合理的,尤其是从众的负担。比如对校外培训的此次治理,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禁止提前教、提前学,同时要求学校不得非零起点教学,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思路。把不想多学、不想提前学,但却被裹挟的家长、学生的负担减下来,这就是一次精准“减负”。

在“减负”的问题上,我们更需要拿出长远的计划,着手解决家长的教育观念问题。其实,教育问题,在很多时候也都是家长的问题,在“减负”的矛盾上就表现得很突出。政府希望把负担减下来,希望让孩子多一点全面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但对于功利的家长,无论是数学还是艺术,都是奔着好学校去的,多数在做重复训练以获得好分数与好成绩。

家长对孩子有追求固然好,但我们需要有清醒清楚的定位。每年的900多万考生中,清华北大只招7000余人,很多家长,仍然盲目地向这个方向前进,负担加上去了,但结果却永远得不到。这所有的难题,都有待家长观念的改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减负”的大方向没有错,我们就需要坚持。此次舆论对“减负”的一些反对声,是一次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哪些地方还须更精准,及时调整我们的策略;需要面对中国家长对孩子教育有普遍过高要求的现实需要,积极引导,区别对待,做好区别化、精准化减负。如此,相信“减负”行动会得到老百姓的赞同与支持。

(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2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这会儿已经比往年多卖出了1000多斤,感谢驻村工作组给俺们的帮助。”一年多前,河北工程大学扶贫驻村工作组入驻平山县营里乡石榴沟村,给当地接了宽带,帮村民建了网店,村民刘玉平尝到了甜头。

石榴沟村是河北工程大学精准扶贫对口帮扶村。两年来,该校驻村工作组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石榴特色产业,对症开方“三步走”施策:第一步,建设石榴观光园、石榴文化园;第二步,巩固生态环境、建设美丽石榴村;第三步,引进企业,带动发展石榴特色产业。

该校把党委常委会开到了扶贫村,专题研究精准扶贫策略。学校党委书记哈明虎、校长王延吉多次到村指导。两年来,学校累计划拨扶贫经费28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发挥学校建筑与艺术学院专业优势,组织学校师生为石榴沟村规划设计石榴文化广场、石榴博览园;发挥农学院优势,组织学校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授种植技术。

历经半年多,一个集“石榴品种博览、休闲观赏、游览采摘”于一体的石榴博览园于2017年3月正式建成。与之同步,经过两期工程建设,2017年8月上旬,集“石榴科普展区、石榴文化展区、石榴加工产品陈列”等于一体的石榴文化馆正式对外开放。

驻村工作组用青山绿水美丽乡景打开脱贫致富大门。两年里,驻村工作组克服多雨和大雨致道路损毁等困难,多次驱车往返石榴沟村与石家庄市、平山县之间,争取上级政策支持。2016年10月,平山县林业局到石榴沟村现场核准林权边界并致函河北省林业厅申报石榴沟村公益林,不久,河北省财政厅下达新增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石榴沟村6645亩林场正式列入省级生态公益林。

2016年11月、2017年6至7月,驻村工作组先后争取项目资金20万元修建塘坝4条,既有效解决了石榴沟村生产生活用水紧张问题,又大幅度改善了人居环境,“沟渠净化常有水、水面美化层层瀑”成为这个小山村的动人景观。

为推进石榴特色旅游,驻村工作组先后与秀森商贸公司等5家企业签订协议,合作开发特色民宿、农家乐等项目。目前,石榴沟村已建成农家乐三家、农家饭店一家、特产商店一家。山沟沟里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导游、服务员、售货员。很多城里游客来到石榴沟,“登石榴山,游石榴园,观石榴馆,品石榴果,唱石榴歌”。

“靠着这小小的石榴,俺们现在是不出村就创业、不离家就挣钱,日子是越过越好了。”说起自己现在经营的农家乐生意,当地村民胡四妮笑得合不拢嘴。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3版


教师队伍建设无疑是当下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开启了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新征程。

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环节,师范教育正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师范教育如何实现转型发展?如何培养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的教师?如何吸引乐教适教的优秀人才从教?这一切都对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师范院校校长。

师范教育日益走向开放

2014年招聘师范毕业生10人、非师范毕业生24人;2015年招聘师范毕业生22人、非师范毕业生33人;2016年招聘师范毕业生25人、非师范毕业生50人。这是北京某著名高校附中近年来新招聘教师的情况。

近年来,师范毕业生在与综合性高校毕业生的同场角逐中,似乎优势不再。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坦言,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在招聘时确实更容易受到青睐。戴立益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担任过3年校长,据他观察,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毕业生专业基础扎实、上手快、后劲足,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并且明确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

教师培养体系必然要走向开放,封闭只会导致一潭死水。高水平综合大学进一步参与师范教育对师范院校来说确实带来了竞争和挑战,但是也会倒逼师范院校改变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布局,致力于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教师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认为,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应该走“小而精”的路子,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开办相关专业,如数学、物理专业强的综合性大学可以开设培养中学数学、物理师资的师范类专业。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也可以和当地师范大学合作培养,发挥各自的优势,采用3年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学习专业课,1年在师范大学学习教师教育类课程和参加教育实习的分段式培养模式,提升教师教育的培养质量。

师范人才培养深耕专业化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师范院校在应用性、综合性上谋求转型,甚至急于“改旗易帜”和“去师范化”。

“无论怎样转型,师范院校都要凸显教师教育特色,这是安身立命之本,但也要意识到,那种固守在传统师范教育体系,关起门来办师范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师范院校必须有效对接新时代区域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变化、新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刘仲奎说。

刘仲奎认为,地方师范院校应该提升师范生培养的精准度,按需培养,尤其是针对农村紧缺薄弱学科教师、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培养,补齐基础教育师资短板。

同样面临转型的还有师范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师范生具有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双专业特性。最好的教师应该同时具备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和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教学技能,二者缺一不可。”戴立益认为,优秀教师理想的培养模式是经过一流的学科专业教育加上一流的教师教育。本科阶段打牢专业基础,夯实学科能力,硕士阶段系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培养课堂教学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和反思能力。

如今,基础教育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师范教育是否能够主动适应变革培养未来的教师?

“曾经有中学校长跟我抱怨,面试时发现师范生对中学的学科进展、课改情况知之甚少。这说明师范教育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态势把握不及时,存在相互脱节的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认为,师范生培养要“接地气”,除了夯实学生的学科专业基础外,还要加强本专业与中小学学科的对接,研究中小学学科发展动态。

工科背景出身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校长杜惠平特别关注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领域引发的教学模式的变革。“教师教育应该主动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提高师范生对现代课堂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据杜惠平介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给每名学生发放运动手环进行智能化考评,打造智慧课堂,推行混合式在线教学,希望尽早让师范生熟悉信息技术变革下的教育生态。

“如果期望未来的教师不是照本宣科,能够开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那么师范院校就应该首先变革教学模式,让未来的教师体验到如何开展自主探究、合作教学,如何启发、培养学生兴趣。”杜惠平说。

综合施策吸引优秀人才从教

作为西部老牌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曾经面临招生难的困局。“特别是2011、2012年期间,很多师范专业第一志愿招不满,只能从第二、第三专业报考生中调剂。”谈到招生问题,刘仲奎的语气多了几分忧虑。

吸引优秀人才从教,一个不能绕过的问题就是生源。培养教师需要好的“毛坯”,如何才能选拔乐教适教的优秀学生攻读师范类专业?

刘仲奎建议进一步改进师范生招生模式,采取大类招生、二次选拔的方式,选拔本校更多有志从教的学生进入特定模块进行集中培养,同时进一步加强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教育硕士的力度。

杜惠平今年的提案关注的是定向师范生的培养,他建议探索实行定向师范生动态管理制度,允许定向师范生和非定向师范生在校期间进行二次选择;对一些特殊专业应做好面试,以保证其专业水平。此外,建立完善定向师范生的学业情况刚性考核指标,对不能完成指标的应通过必要的清退机制予以清退。

“能否吸引优秀人才从教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的职业待遇和社会地位。据我调查,一名新入职的教师,月薪在3500元左右,一名已经为学校服务15年以上的成熟教师工资也仅仅比新教师多1000元左右,这样的薪酬对精英人才显然不具备吸引力。”朱晓进建议,应该综合考虑工作岗位和工作绩效,构建更具竞争力的教师薪酬体系。

戴立益的建议是,进一步完善教师荣誉制度,给予教师更多的精神激励。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让作出杰出贡献的教师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使整个社会真正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

“振兴师范教育,吸引优秀人才从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朱晓进说。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3版








人大代表审议草案

3月7日,黑龙江省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会议结束后,齐齐哈尔大学教授郭成宇(右)和鹤岗市一中校长伍辉(中)、富裕县周三村村委会主任刘海玲(左)仍在一起审议讨论。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3版


本报讯(记者 董鲁皖龙 赵彩侠)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指出,应尽快将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政府监管体系。

胡卫提出,0—3岁婴幼儿早期托育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保育资源严重不足。二是托育供给服务结构失衡。一方面公办托育中心总体数量少,另一方面占主体的早教机构均属商业性质,质量参差不齐。三是托育服务性质存在争议。0—3岁的托育,究竟是教育性质还是服务性质,尚未达成共识。四是托育监管缺位。

胡卫建议,首先,建立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托育管理体系。其次,应制定以规范为底线的托育行业标准。再其次,完善以多元为导向的市场参与格局。最后,实施与民办教育相适应的分类管理机制。对于非幼儿园的托育机构的审批,实行事业或民办非企业注册;属于营利性质的托育机构,向所辖工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同时向教育部门备案。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3版


本报讯(记者 樊畅 焦以璇)“尽管有关部门釆取了一些措施遏止不良校园贷的发展,但不良校园贷仍以半公开或各种隐形、变异的方式继续在校园中蔓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表示。

刘林建议,把打击不良校园贷纳入此次全国范围内的扫黑除恶行动中,建立由中央政法委牵头,教育部、公安部、中央网信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席工作机制,对校园贷开展专项治理。同时及时曝光从事非法不良校园贷的机构,形成高压态势,从而尽快遏止不良校园贷继续滋生蔓延发展之势。

刘林还表示,可鼓励银行等合法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与服务,面向有合理需求和还款能力的高校学生,提供正规贷款服务。同时,建议尽快出台相应的规定或司法解释,面向大中学生的贷款利率要限定在合理范围内,严禁高利贷等不法行为。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3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判断如今早已耳熟能详。“说实话,这句话也要辩证地看。”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这么说并非哗众取宠,而是道出了地方高校用地紧张的“苦水”。

谁说“大楼”不重要?对于沈满洪工作的宁波大学来说,有一段时间,偌大的校园,放不下文科教授的一张办公桌。

曾经,高校里面“学生住读,教师走教”,师生见面机会少,更谈不上交流。近几年,很多高校相继出台了教授坐班答疑的规定。

“教师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去哪里坐班呢?”4年前,沈满洪刚刚接任宁波大学校长时,学校的生均教学行政用房标准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合格标准是14平方米,2013年我们学校只有13.65平方米。”浙江省其他的地方高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学校用地紧张不仅困扰着地方院校,也让很多名校捉襟见肘。

2017年底,北京大学发布了《北京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北大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硬件方面,空间资源是制约北大发展的重要瓶颈。校园建设难以满足学校日益增长的各方需求,建设用地缺乏,土地空间严重不足。

一个更尴尬的处境是, 太阳城400客服 阿特拉斯?科普柯新型地表岩芯钻机亮相2014中国太阳城400,没有“大楼”,“大师”也进不来。

每次引进院士,沈满洪都要在学校的地图上做“加减法”。“去年我们学校引进了两个院士,每个院士都有一支研究团队,还要安排实验室。算下来,一个院士就意味着4000平方米。”

“这都是不能省的成本。”沈满洪举了王淦昌的例子。1940年,当时的中国正在和日本血战,浙江大学辗转搬迁到了贵州遵义,王淦昌当时是浙大物理系的教授。他当时提出一个探测中微子的新办法,但是因为遵义的条件有限,方法有了,却没有实验室去证明,最后被外国科学家证明。“那次我们离诺奖很近,但与诺奖失之交臂。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沈满洪代表说。

在沈满洪看来,“大楼”与“大师”应该并举。“当大楼具备时,短板是大师;大楼不足时,大楼大师都重要。”

兰州大学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办学土地资源紧张和配置不平衡的问题,也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重大障碍。为此,经学校与地方政府协商,地方政府同意向学校划拨7500亩教育发展用地。

宁波大学的难处,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能理解。但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警惕另一种高校扩张的冲动。

“学校用地紧张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析原因。”熊思东说,“地方大学缺地,是政府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还是部分大学追求量的扩张的冲动难以遏制?”

熊思东举例说:“有些学校属于大行政,如果行政人员过多,行政办公用房肯定不够。如果有的学校不落实学术核心地位,以行政为主导,一定会挤占学术的空间。”

寸土寸金的厦门,2016年就制定了《关于厦门市高校建设用地标准的意见》,规定高校建设容积率必须达到0.65以上,下调生均教学行政用地标准,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指标,以增加更多的教学用房,缓解学位紧张压力。

“虽然我是大学校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为教育说话,我并不支持某些盲目扩张的学校向政府要地。”熊思东认为,大学一定要摒弃以量图大、以量扩张的模式,转向内涵式发展,转向提高质量的模式。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3版


本报讯(记者 李澈)“如今的健康教育教材涉及面太窄,而且主题也不够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总督学潘惠丽认为,时下的健康教育教材有必要接受一次全面的“体检”。

“加强健康教育的思想以往在教育部门的文件中一直有体现,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始终重视不足、认识不到位。学校和教师对健康教育的概念也缺少统一、科学的认识。健康教育存在着课程开不齐、开不足、缺少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潘惠丽认为,应对健康教育教材进行系统修订。在她看来,有了统一的教材体系,才能把科学的健康观贯穿始终。“另外,健康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还应该把卫生、食品药品等部门也拉进来,建立起‘大健康教育’的观念。”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3版






王树国(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我们在服务“一带一路”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把“一带一路”的内容融入其中;反过来,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时,也把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容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计划之中。

赵跃宇(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一个互利互惠的机制和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建立在贫瘠的基础上,而是在富裕的基础上,必须要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丝绸之路”新构想。5年来,“一带一路”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写进了新修订的党章,逐渐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热点。这也给高校提出了一些问题:“一带一路”中高校应发挥什么作用?在服务“一带一路”上,学校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和挑战?3月5日晚,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围绕“一带一路”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

如何认识“一带一路”

记者:请问两位校长,您心中的“一带一路”是什么样子?现在社会上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您觉得还有哪些不够全面?

王树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在这一基础上构建出来的。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在世界格局下来规划的发展,“一带一路”恰恰就是这一载体。承载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在地球上大家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愿意和大家共同分享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成功,一起奔向未来更美好的世界。

赵跃宇:“一带一路”是中国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理念,构建的一个未来社会互利互惠、共建共享机会的重大倡议。对中国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机遇。

记者:“一带一路”主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里面有经济两个字,有人认为它跟经贸关系更大一点,跟我们大学的关系不是太大。

王树国:在整个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中,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是民心。“一带一路”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经贸、文化的往来,甚至其他方方面面的往来,这也是我们最终需要达到的目的。经贸只是一个桥梁,或者说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不是最终目的。

赵跃宇:“一带一路”的战略核心还是在经济,但是发展经济的根基应该还是要民心相通。怎样做到民心相通?我认为要有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教育。

记者:西安和南宁都是“一带一路”建设上的重点城市。你们对于“一带一路”的认识会不会因为学校所在位置而发生改变?

王树国:我认为这和在中国的哪个省份并无关系。一是“一带一路”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包含中国国内的各个省份;二是“一带一路”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世界性倡议,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是未来或者21世纪全球经济社会新秩序的一个再造,再造的基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作为教育者,作为面向未来的工作者,一定要参与到“一带一路”,并且要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跃宇:我在湖南大学工作的时候,对“一带一路”的认识的确跟到广西大学之后是不一样的。在湖南时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倡议,大学应主动在“一带一路”中去寻找自己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到广西之后我的认识发生改变,因为中央对广西在“一带一路”上有一个整体定位——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纽带关键点。对广西而言,因为跟东盟的很多国家相邻, 澳门太阳城开户优惠 地铁1号线再度加长 菲律宾申博绿色通道 增设车,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整体体系里,广西应该是面向东盟的一个门户。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对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树国:影响还是很大的。最初我提出要建立丝路大学联盟的时候,学校很多教师甚至很多学生也提出过疑义。我认为,一个伟大的大学,不在于你的伙伴有多么伟大,而在于你自身是不是有一种伟大的文化、伟大的精神,这种伟大的精神就是包容。中国是一个很包容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直生生不息,我们对外交往也是如此。

交大的留学生覆盖国达到137个,这些留学生的到来,把不同国家的文化呈现在中国学生面前,带来一个全球观的意识。尤其是21世纪,需要让学生开阔眼界,站在世界的角度来反观自己。

赵跃宇:“一带一路”给大学生带来的,一是要转变观念,真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上来思考自己、思考自己的单位、思考中国社会。二是文化之间要相互交流,如果文化不交流,就会走向闭关。广西大学地处南宁,所以留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来自东盟国家,这些学生的到来使得我们跟东盟之间产生了很多的联系。三是“一带一路”通过与其他国家共建的方式来促进共同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如何服务“一带一路”

记者:60多年前,交通大学主体由上海迁到了西安,把一所大学跨越上千公里整体性搬迁,西安交大当年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

王树国:西北是重工业基地,是国家未来的战略后方,当时它急需一批人才来支撑建设,需要一所非常好的大学来培育人才,所以就把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就像当时参与西迁的15位教授给总书记写的信一样,“我经历这段历史是不后悔的,因为我作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把我青春的时光奉献给了最应该奉献的地方”。我们通过老一辈人的爱国奉献精神,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反思:一所大学的价值就是大学的精神,我们把这种精神和育人、师德师风紧密联合起来,现在这种精神已经成为助推西安交大建设“双一流”有力的思想助推器。

记者:1952年,国家进行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把广西大学拆掉了,为什么1958年要重建广西大学?

赵跃宇:当时,内地一些好的工业企业逐步搬到了广西境内,经济建设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因此中央提出恢复广西大学。广西大学重建时,第一批教师是1952年院校调整之前在广西大学任教的一批教师,只有17人,形成了广西大学的基本力量,基础非常薄弱,发展非常艰难。

记者:假如我们国家今后还有一个新的战略布局,比如“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的建设,也需要高等教育类似的调整吗?

王树国: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我们更多的不在于量的均衡,而是质的发展。如何让我们培养学生的质量能够快速在国际上居于一流水平,甚至引领某一个学科领域,我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

赵跃宇:广西的高等教育整体规模目前还不是很大。特别是在一些跟越南、泰国比较近的区域里面,甚至还存在着一些盲点。这些盲点,有可能会有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全国的角度上来说,规模已经不是大问题,目前最关键的是高校的质量。

记者:在服务“一带一路”方面,你们在办学方向上做了哪些调整?

王树国:当丝路大学联盟建成,学校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也给学生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发现中国人在各个国际组织当中任职的数量很少,甚至还远不及一些经济不如我们的国家,于是我们选派学生到联合国去挂职、实习。同时,积极主动地推动学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在一起,给他们介绍中国。我们想把西安交大看作“一带一路”的桥头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赵跃宇:广西大学为了帮助“一带一路”面向东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一是在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里,正式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学生。瞄准东盟,把对东盟国家的一些语言、文化、历史等,正式列入学校本科生的培养计划。二是设立东盟国家9种语言的本科专业,把目标定位为:培养了解东盟国家各个方面的综合性人才,并进入到学校的东盟研究院,接受综合性培养。三是师资队伍建设,不仅找语言教师,也要找相应国家的历史教师来教授这门课。同时,希望未来把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和我们学校的学生混合住在一块,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感情。四是与东盟国家高校开展深度合作,现在我们在做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大学在服务“一带一路”方面,还有哪些困难?还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哪些支持?

王树国:政府对学校的支持超出了我的预期。比如,西安市委、市政府专门针对西安交通大学出台了西安交通大学30条,再比如新建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

同时大学也要从自身考虑,以贡献求支持。希望政府多拿我们做一些改革的试点,让我们在改革的路上多去尝试一些还没有实现的东西,去破解一些阻碍我们发展的障碍,去探索未来发展更好的道路。

赵跃宇:去年,自治区党委、政府专门为广西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和综合改革出台了两个文件。一方面明确了广西大学能够从自治区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就是改革。这两个文件,使得广西大学未来发展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广西大学的基本条件、师资队伍比较薄弱。未来,一方面广西大学还需要政府的更多支持,改善办学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在学校的办学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些核心办学要素。

“一带一路”与“双一流”

记者:“双一流”建设和服务“一带一路”会不会有矛盾的地方?

王树国:不会有矛盾。服务“一带一路”和建设“双一流”是互相借力、互相促进的。我们在服务“一带一路”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把“一带一路”的内容融入其中;反过来,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时,也把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容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计划之中。这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

西安交大很多院士,当年就是在那样一个机会出国了,回来之后就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出一批类似的精英人才呢?这批人才不仅将来能够帮助他们的国家快速地发展起来,对于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跃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一个互利互惠的机制和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建立在贫瘠的基础上,而是在富裕的基础上,必须要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把大学建好,实际上也是对“双一流”“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持。像广西大学这样的高校迫切需要建成一流大学,这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就会更有吸引力,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记者: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时候,教师会不会认为是把我们的水平降低了?用什么办法来促进教师跟这些国家的大学合作?

王树国: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体两翼:一方面我们绝不故步自封,要向那些比我们更好的学校虚心学习;另一方面我们绝对不自卑、自暴自弃,要有充分的自信。我们在渴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有人也在渴求我们的帮助。反过来,因为来了一大批留学生,也倒逼着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学术水平提高,使西安交大的国际化程度得到了快速提升,大大促进了学校的内部管理、教学水平、办学思路、办学方向,甚至包括基本建设的国际化。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精髓,都有我们所不及之处,任何一个学校或国家不能把眼睛只盯在自己身上。

赵跃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特定的文化和自然条件。广西大学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大部分东盟国家也是在这个区域,因此共同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比如生态、地质等问题。这些共性的话题,实际上可以变成两个国家大学之间共同开展合作研究的载体,也会推动我们的发展。

记者:从传统意义上讲,西安交大和广西大学的区位优势都不是太明显。“一带一路”会不会成为一个契机,能够破解两所学校的发展困局呢?

王树国:一定是一个契机。当年建设大西北的时候,国家将重工业都放到大西北。但随着改革开放,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了。现在“一带一路”来了,我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周而往复、螺旋式上升的阶段。国家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区域不平衡也是其中一部分。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遇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未来中西部的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一定是未来全球关注的热点。

赵跃宇:对广西大学而言,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契机。广西大学地处广西,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文化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来提供一些服务,不仅是服务当地,还要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其他国家。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一带一路”是广西大学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5版


3月6日,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召开纪念周恩来总理120周年诞辰暨首届“周恩来班”命名和优秀南开学子表彰大会。经过一年多的创建,中小学分别有10个班集体从全区4000多个班级中脱颖而出,被命名为“周恩来班”。

天津不仅是周恩来青年时代求学的地方,也是其开展革命活动的起点。南开区开展“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以周恩来总理为人生楷模,争做优秀南开学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活动课程化是“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主题教育的一大亮点。围绕这一活动,南开区出台了三大方案:《南开区教育系统“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施方案》《南开区中小学“周恩来班”创建活动方案》《南开区“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做南开优秀学子”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实施方案》,分别把学校、班级和学生个体作为重点对象,推动活动深入开展。

同时,该区为全区中小学配发了由天津市南开中学编写组编写的《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教育读本》,并组织相关人员编写《走近恩来——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教育读本(小学版)》,便于小学生更好地学习领会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

各校还积极开发校本课程,如南开大学附属小学的“大南开小南开”课程、南开区宜宾里小学的“红色经典”课程等,通过教材、课程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要求。上有顶层设计,下有行动落实,南开区通过系列化教育活动进一步固化课程内容,突出行为体验,加深对楷模的认识和了解,推动一个个“周恩来班”建立起来。

南开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马淑苓说:“通过对周总理生平的认识、事迹的学习、精神的理解和自身思想的升华,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耳、入脑、入心,进而成为学生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让周恩来成为南开学子的人生楷模,成为他们心目中追逐的那颗‘星’。”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8版






每周五晚7点,深圳市翠北实验小学原本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会议室里涌进两三百名家长,过道也坐满了人,没座位的家长就站着听完两个小时的讲座。从天气炎热的9月,到寒冷的冬夜,翠北实验小学的父母夜校总是这样火爆。

这种新气象源于新校长——全国著名的教育专家“老猫校长”李巍。“老猫校长”做教育30年,始终坚信“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其中的家校关系,就是围绕教育而建立的合作关系。到校不久,她发现虽然学校有着良好的家校合作传统,学生家庭经济水平较高,但家长学历、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儿童成长是家校共育的责任,提升父母科学养育素养形势紧迫。她坚定要探究家庭教育改革,落实家校共育工程,践行有翠北温度的温暖教育。经过精心筹划,翠北实验小学的父母夜校在开学第三周拉开序幕,一场场精彩而暖心的讲座陆续呈现,不在现场的家长能同步收看网络直播,“幸福家庭教育计划”正式启动。

“正面管教”轻松实用

为让家长在家校共育中变得专业且积极,学校将“正面管教”课程引入夜校,开展“新学期,如何给孩子们信心和勇气”“越日常,越幸福”“如何培养孩子的倾听能力”“如何让孩子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等系列讲座。夜校第一讲,围绕如何给孩子信心和勇气,导师引导家长思考:表扬和鼓励有什么区别?对孩子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家长们认真思索,积极参与互动,走到台前体验情景模拟,了解表扬和鼓励的区别,懂得对孩子应该少表扬、多鼓励,并且很快掌握了鼓励的三种方法。原定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在家长的要求下延长到了两个小时。

夜校的“正面管教”主题课程,角色扮演、情景演练、交流互动等授课形式新颖生动,课堂上掌声笑声交织,家长在轻松愉悦中习得育儿理念、策略和工具。

五(5)班朱易泓妈妈张春玲说:“这个学期我听过很多专家的讲座,特别是通过‘正面管教’学到很多实用的工具,比如‘如何说孩子才会听’‘如何开家庭会议’等。之前他不喜欢和我在一起,因为我总是挑剔他的毛病,现在我们的亲子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之前他不喜欢和我说悄悄话,因为我不能专注地听他讲话,手上总是忙着这样那样的事情,现在我改变了说话的方式,他总是喜欢黏着我,小嘴说个不停,就连他和朋友之间的小秘密也告诉了我。为了改善整个家庭的氛围,我还规定每周六晚上为家庭日,我们一起娱乐休闲,一家人其乐融融。”

“主题讲座”答疑释惑

基于向不同年龄孩子的父母提供精准专业服务的需要,学校在做了充分的前期调研后,针对家长最关心的教育现象、具有共性的教育问题确定讲座主题,为家长解惑答疑,也希望唤起家长对孩子成长问题的思考。

主讲人“老猫校长”将其为人师、为人母的教育体悟和经验,浓缩成大量基于自我修为的“道”和方法论层面的技能,用一个个生动而有温度的故事告诉家长:“无处不是课堂,无处不是影响”“好习惯比分数更重要”“孩子需要有质量的陪伴”“好的亲子关系是彼此信任、彼此欣赏”“要学生把觉睡好,把书读好,把人做对”“教育就是爱与榜样而已”……每一句都说到了家长的心坎里,看似简单,却正是现在家庭教育中最缺失、最需要的。“老猫校长”朴实无华却有温度的教育理念深深打动了现场的家长。

一(1)班魏瑜桐妈妈徐霞有感而发:“翠北父母夜校让人倍感温暖,为我们这些迷茫的家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撑和帮助!时代发展很快,孩子面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孩子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听到‘老猫校长’分享一年级孩子的科学育儿理念和方法,我获益匪浅,不仅消除了很多焦虑,也让我从生活、心理、与老师沟通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真是及时雨啊!”

“大咖有约”精彩多元

让家长、学生对不同的行业、领域、学科有所认识,开拓视野,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也是夜校所承载的责任。学校陆续邀请到了各领域的大咖,如世界著名绘本大师、澳大利亚幻想大师贝斯,著名家庭教育专家孙云晓等,与翠北实小的家长们共度了一个个美好的夜晚。

国家一级导演杨道立以“不管世界怎样变,我要做个好人”为主题的讲座,朴实无华,精彩纷呈。从雷锋到南仁东,从《辛德勒的名单》到《美丽人生》,年过七旬的她娓娓道来不同时代好人的定义,用亲身经历证明如何用最好的自己来影响孩子,听众无不动容落泪。

科学老师张立辉听完讲座后在朋友圈分享道:“在浮躁的现代,在满是商业味的深圳,‘如何做一个好人’这节课在所有人心中种下了一颗良善的种子,让我们小心地浇灌它!”

翻译家树才的讲座主题是“童年与诗:最美好的相遇”。树才风趣幽默地说,“看见”是写诗起飞的翅膀,“想象”可助力飞入诗歌境界。孩子们在树才的引导下即兴创作起诗歌,夜校的课堂充满了欢乐和诗意。

二(5)班贺奇玮妈妈李秋琴说:“今晚的翠北充满了欢笑和诗意。孩子们的想象力被树才老师插上自由的翅膀,即兴创作出稚嫩却饱含童趣的诗歌。这就是童年应有的模样。”二(4)班孙浩峯妈妈黄曼说:“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一首诗。孩子第一次晚上来学校听课,破天荒地认真做了笔记,还现场创作了两首稚嫩的诗。美好的夜晚。感恩。”

随着父母夜校的影响逐渐深远,学校的老师、保安师傅、清洁工阿姨也自发地参加学习。周五晚上灯火辉煌,每个人都带着温暖、带着幸福从这里离去。二(4)班朱辰曦妈妈路巍崴说:“父母夜校课程多元,有家庭教育、亲子阅读、学习方法……非常受益。试着用夜校学到的方法跟孩子相处,慢慢发现我们都有不同的变化——我多了些耐心和理解,孩子变得专注了、勇敢了,衷心感谢学校为我们家长提供如此有益的学习机会,让我们同孩子共同成长。”

父母夜校一个学期开展了14讲,我们深知家庭教育靠夜校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要靠家长自己完成。当家长认可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效果,才是“幸福家庭教育计划”的真正成功。温暖的父母夜校,让家校携手共进,幸福地行走在家庭教育的大道上。

(作者系深圳市翠北实验小学副校长)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10版






最近十几年,我国基础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任何一次改革,广大一线教师都是重要的承载者、实施者,家校合作也同样如此。每有一项新改革,就会产生新任务,教师作为承担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家校合作是很专业的工作,而在我国当前教师教育培训体系中,没有与之对应的培训内容,教师资格证考试中也没有对相关能力的要求。总之,家校合作能力的相关要素在教师教育体系中是缺位的。家校合作对教师而言是全新的内容,教师在其当前的能力范围之内缺少相应能力应对家校合作。如果对教师来说课后活动还是从自己学科内进行适当的延伸,表现为工作量的增加,那么,家校合作在性质上不同于教师原有的工作任务,这对教师的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

家校合作政策勾画得再美好,校长们的教育理念再先进,最终还是要靠广大一线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去实施。所以,在讨论学校在家校合作中的责任和边界时,有必要去看看教师们将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是否有能力去承担家校合作。

教师普遍缺少相关胜任力

2014年教育部曾经出台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规定,许多地方缩短了上课时间。针对放学早导致学生没处去家长不满意,很多省份出台了课后活动支持政策。我们做课后活动调查时问教师“我有能力承担课后活动”,有近70%的人持否定态度。对“学校组织课后活动是不是加重教师负担”,超过85%的老师表示认同。与“课后活动”类似,家校合作也是一个新增任务。作为管理者,在推进家校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广大教师的感受呢?

去年,首师大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在北京市一定范围内做家校合作现状调查,教师对于家校合作的态度是调查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对象主要是班主任。结果显示:“家校合作对教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的班主任接近100%;此外,将近85%的班主任认同“家校合作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沟通能力是家校合作中很重要的能力。该调查结果显示,在“与父母沟通的技巧我比较欠缺”这一问题上,33.5%班主任认为自己沟通能力比较欠缺;家长认为“教师缺少与他们沟通的技巧”占大多数。这里面有自评与被评的差距问题。这个差距,家长应该更有发言权,因为是家长感受到了班主任的沟通能力不足,这说明班主任沟通能力是欠缺的。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广大一线教师的家校合作胜任力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能将家校合作能力看作是教师天然就应该具备的素质。

概言之,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已经占据教师们大部分精力,家校合作作为某种性质上负担的增加,教师在时间、精力上是否能胜任这个工作是值得怀疑的。校长或学校管理者在推进家校合作过程中,是否应该首先想想教师的能力范围和职业边界呢?

学校和家长存在互为“工具”的倾向

参照美国家长参与学校的问卷指标体系,首师大家庭教育研究中心2017年调查在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两个问题:家长希望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家长实际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问卷列出了家长的六种角色:学校活动的观众、志愿者、老师的助教、合作教育者、学校改革的倡导者、学校决策的参与者。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家长对这些角色绝大部分都是感兴趣的。然而,“你认为参与家校合作活动当中,家长真的扮演了哪些角色”,家长们认为主要扮演了志愿者、观众、助教等角色,而学校改革的倡导者、决策参与者这两个角色严重不足。从中可以看到,家长们实际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从学校出发,属于学校中心主义的功能。

而另一方面,班主任对家长的评价是:“家长从来不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接近30%);“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误才和我沟通”达45%左右;“家长与我沟通是希望照顾孩子特殊的需求”,“与我沟通是希望孩子有更多的表现机会”,后两者的选择比例都超过50%。从这个评价来看,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目的,更多的是一些自己的利益诉求在里边。

由此可见,当前家校合作过程当中,学校是一个资源开发者,即家长有什么资源可以为学校所用,帮助学校开展教育。广大家长被看作是一种有待开发利用的资源。对于家长来说,家长参加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教师在推进家校合作的时候,学校和家长作为合作的双方各怀目的,将合作引向的方向是不一致的。可把它归结为工具主义,即学校和家长在合作中互为“工具”。学校和家长在合作中各为己利,学校把家长看作是有待开发利用的资源,家长参加学校教育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作为中间人的教师,如何平衡两者的利益关系,去实现两者的共育和合作是一个现实难题。

两种推动力尚待和谐共舞

家校合作目前有两种力量在推动。第一种是学校。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家庭教育存在“学校化”,家长成为教师的助教。结合上面提到的学校将家长作为资源开发利用的现实问题,我们有理由担心,这种单纯由学校推动的家校合作,是否会进一步强化“家庭教育学校化”,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在教育权上的垄断地位。

另外一种推动力量来自学校之外的政府、家长,政府期望学校教育有变革,家长则要求赋权,参与到自己孩子教育中去。在传统学校教育中,教师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具有排他性。在此背景之下,学校之外的力量强势介入,甚至介入到学校的决策、改革中,对学校的教育垄断权是一种挑战。

当然,上述分析是基于一种“理想型”的分析,家校合作的推动力显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化,两种推动力彼此交错,共同塑造着家校合作的现状。然而,这种理想型的分析思路提示我们:一线教师在参与家校合作时存在一个站位问题,即如何避免成为强化学校教育、推动家庭教育学校化的力量。现在所说的家庭教育学校化其实就是班主任、任课教师给家长布置过多的任务造成的。如果家校合作变成这样一种情形,显然也不是我们的政策所希望的结果。

切入点应向学校和教师移动

当前,我国家校合作政策和实践的重点放在以家庭为切入点,即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是对成人家庭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干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切入点呢?以学校为切入点是不是可以?例如从学校自身能力范围切入,这将涉及学校课程改革、教师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从改变成人——对家长进行指导固然很重要,而改变从孩子入手或许同样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当通过学校去推动家校合作,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学校的能力和边界在哪里,最擅长的、最基础的功能是什么?

学生是未来的家长,通过对学校课程和教学的改革,以家校合作能力的增长为切入点,是否更能发挥学校的特长?

当然,学校缺少面向学生的家庭教育课程和教材,更缺少相应的专业教师,现有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也缺乏相应的要素。因此,家校合作过程中,对当前在校教师的培训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对开展教师培养的高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我国的家校合作任重而道远,在家校合作中,作为政策制定者、学校管理者应该树立“教师”视角,有必要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家校合作如何避免给教师“增负”?如何避免给学校设置“可能无效的工作”?有必要立足中小学自身功能的完善,在其能力范围内推进教育改革,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培养新一代父母。此外,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也应率先以培养教师的能力为前提。为此,相关高校应着手进行相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建设、课程开发、师资的培养。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9版


教育,关系民生,与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教育,关乎未来,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当前,我国的教育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通过政策性调整解决教育难题?如何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未来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太阳城官方下载,教育界专家们在3月3日上午召开的第十一届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为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建言献策。

好的质量就是更高层次的公平

“当前,我国的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是我国教育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在论坛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发布主题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的“2018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时分析,新时代的教育工作就是要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富有特色教育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

根据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议书”认为,教育发展已经由规模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政策基本价值取向,将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同时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应该树立“投入于人就是投资于质量”的新的发展观。

“要关注教育质量,但是公平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发言时特别提到我国当前面临的教育公平问题。他说,教育公平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还在于长期困扰我国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问题等。

“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是不矛盾的,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还是统一的关系,好的质量就是更高的公平。”周洪宇说,“我们要在继续推动教育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对此,依据协调发展理念,“建议书”提出,优化教育结构体系,推进城乡教育、不同区域教育和学校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保证教育整体优质均衡。

周洪宇分析,当前的重点是如何优化我国现有的教育结构体系,推进城乡教育、不同区域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协调发展,例如加大政策工程项目的倾斜支持力度,加快补齐中西部落后地区发展的短板。既要补短板,又要补底板,还要拉长板,在支持鼓励教育发达地区教育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先行一步的同时,也要补足中西部教育发展的短板。

建立人才培养“立交桥”

论坛上,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也成为话题的焦点。如今,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呈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趋势。不少专家认同“培训机构‘绑架’了学校”的说法。

“把学生培养成为考试的机器,对孩子来讲,身心得不到发展;对国家来讲,冲击了国民教育体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说,小升初本来是不考试的,但是现在变相考试;同一年级分成了实验班和普通班;校外培训机构的奥数班被改名为“兴趣班”或“提高班”。

“这是政策可以解决的。”他说。

根据绿色发展理念,“建议书”提出,加快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大力减轻学生过重负担,逐步引导学生从繁重的培优、补习、培训中解脱出来。周洪宇表示,要对一些纯粹的知识性灌输、对学生自主性和创造性发展无益、只以营利为目的的课外培训加强限制、控制和管制,引导学生从繁重的培优、培训中解脱出来。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给学生卸下担子?杨东平认为,“从应试教育突围才能真正破题”。这无疑需要我们转变人才发展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进行评价机制和招生制度改革。对此,周洪宇认为,我们要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探索有利于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生核心素养,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关注学生个性特点,促进学生特长发展。

“每个学生的禀赋、潜能是有差异的,如果用划一的标准,很可能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使没有条件接受更好教育的学生受到不公平的教育,另一个是使有更好发展条件的学生被压住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谈松华说。

其实,近年来教育改革积极推进,例如,最近四部委联合发文整顿培训机构,教育部发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等。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表示,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机遇正在到来。

根据新课程方案,高中阶段总共是144个学分,原来必修课116个学分,选修课28个学分,如今变成了必修课88个学分,选修课56个学分。“必修、选修比例的重大变化,逼着我们的教学组织形式发生变化,要促进选课走班成为常态。”杨银付说,信息化发展与学生学习账户和积累学时制度的建立,将逐步改变过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态,设计终身学习和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让教师乐于从教、安心从教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切实理顺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全力确保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意见》提出了一些过去没有提及的问题,例如确立公立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的法律地位。”当讨论到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和政策建议时,教育专家们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这句话是什么含义?教师是什么样的身份和属性?他们的法律地位究竟怎么确定?”

自古以来,教师的身份就很特殊,教师的职责和社会定位也非常多元,为人师表、德才兼备、鞠躬尽瘁、兢兢业业等都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过去我们把教师作为专业人员,但是我们的教师还带有很强的公务性。因此,专业性和公务性是公立中小学教师的一个重要属性,是两性合一的。”周洪宇建议,国家应配套建立特殊公务员或者教育公务员制度,进一步明确教师的身份和法律地位,建立中小学教师教育公务员制度,使教师享有与公务员身份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保护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3月3日下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回答媒体记者关于师资建设问题时也表示,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是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

此外,《意见》还特别提到了振兴师范教育。“按照我们的国情,师范教育是师资来源的主体。”顾明远说,很多师范院校都变成了综合大学。虽然综合大学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总体素质,但是师范院校的定位应该是培养师资,不应该占用师范教育的师资开设其他专业。

周洪宇认为,我们要办好一批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构建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完善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模式。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既要从教师的身份、待遇、保障方面入手,又要从教师数量、质量和师德方面着力。

其中,师德建设是重中之重。“建议书”提出,建立完善教师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行教师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遴选一批当代人民教育家,通过宣传报道,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此,顾明远表示:“真正要形成尊重教师、依靠教师这样一个社会风尚,还需要很多努力。教师本身要提高素养,要值得社会尊重。”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7版


·教育一年来 两会特稿⑨

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代课教师魏敏芝为了“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踏上了寻找辍学学生的艰难路。

18年后,电影里魏敏芝的担忧已经成为过去。2017年10月22日,在党的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的第五场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说:“这5年,没有一个孩子因家庭困难而辍学的目标基本实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让每个孩子都接受义务教育,事关千家万户,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2017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控辍保学自此有了行动纲领。这一年来,控辍保学取得新成效。

让孩子们从小愿意上学

“有一些学生是自愿失学,没兴趣,就不学了。怎么按照义务教育法解决这些问题,让他有兴趣学习,把义务教育巩固率从93.4%提高到95%,这是一个大的‘硬骨头’。”陈宝生在党的十九大期间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教育改革的三个“硬骨头”时,强调其中一个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控辍保学。

曾几何时,一提起辍学,大家会想到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面的因贫辍学,但是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据我们统计,因为教育质量问题,厌学或者学习困难辍学的学生可能占辍学学生的60%以上,而且主要是初二、初三的学生,这跟过去主要是因贫辍学不一样。”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杜柯伟说。

一名农村学校校长感慨,只有极少数是因为家境或者疾病的原因辍学,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家长和学生感到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学了没有用,不如早点回家干活或进城务工。

新时代孕育新矛盾,自然要配制新的“药方”。

针对这一情况,《通知》提出,要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对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力度,丰富教学内容,改革教育方式和评价方式,提高学校吸引力,让孩子们从小愿意上学。

贵州省黔西南州的第一所寄宿制小学,深藏在兴仁县山林腹地的民建乡边界上。从乡政府所在地驱车20多分钟,眼前是一所校舍规整、设备先进、设施齐全的乡村小学——塘房小学,校园内绿树成荫,喷泉、凉亭、假山,仿佛一个“袖珍公园”。

校长吴雄刚到这里的时候,学校几乎一无所有,被当地村民称为“石旮旯里的塘房小学”。从2004年到现在,学校辍学率为零,巩固率100%,被誉为“石旮旯里的奇迹”。

原先2000平方米的学校扩大到2万多平方米,标准篮球场、羽毛球场、棋吧、书吧、亲情聊天室等一应俱全。“孩子可以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便是基础薄弱的学生对生活也会比较乐观,不会带着被歧视的心态生活;教师们也找到了真正做教育的感觉。”吴雄说。

真正让学生喜欢上学校,比教师家访磨破嘴皮子要管用得多。

《通知》要求,除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的课程外,农村学校要合理安排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在校活动内容和家庭作业,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不得随意加深课程难度、增加课时、赶超教学进度或提前结束课程。

2017年,在江西省弋阳县,一项名为“关爱率”的数据温暖了无数学困生的心田。

这是弋阳县叠山学校首创的教师评价机制。“关爱率”即后20%学生的平均成绩。据校长曹文介绍,后20%学生辍学的概率最大。于是,该校以后20%学生的平均分来考核教师业绩。“后20%以入学人数为基准,流失的学生按零分计入总分,这样一来,教师们就不会再轻视、挖苦、赶走差生,而是尽力去帮助、想方设法留住他们。”曹文说。

层层压实责任的试验田

早晨8点醒来,新疆墨玉县喀尔赛镇铁热木村村长阿不都苏普尔,在水龙头下用冷水抹把脸,就骑着摩托车出发了。在他分管的2小队范围内有35名初、高中生,他要到每名学生家里走一趟,督促学生按时上学。

临近中午,他接到喀尔赛镇政府教育办公室下发的一份名单,名单已经过逐级筛选,由墨玉县全县初、高中学校教务处将当日未到校的学生反馈给17个乡镇政府,各乡镇再根据学生居住地下发到辖区村干部手里,假如名单中有铁热木村2小队的学生,他就得挨家挨户去找,了解旷课原因。

2017年,和田地区为了学生能够按时上学,所有乡村干部和教育工作者执行着最严格的控辍保学制度。

事实上,不光在和田,在我国其他偏远乡村,控辍保学成了一项层层压实的责任,成为一场涉及社会各方力量的“总动员”。

入夏,四川大小凉山,峻拔清秀。凉山偏远,却不是被遗忘的角落。

孩子辍学,县长担责。从去年起,凉山州全面铺开实施15年免费教育。为了防止因贫失学,当地严格落实县长、乡镇长、校长等“五长”负责制,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从精细到“一家一案,一生一案”扶贫方案的治本之策,到优化布局调整,因地制宜通过增加寄宿床位、增加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这样的治标之法,《通知》把控辍保学工作作为脱贫攻坚的硬任务,压实工作责任,试图把各级领导责任都纳入到控辍保学的链条中。

在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吕玉刚眼中,“明确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各方在控辍保学中的责任”,是这份文件具有突破性的政策机制举措之一。

为了把责任层层压实,尤其是落实落细到每一个偏远山区,教育部制定了最严督导办法。“对义务教育辍学高发、年辍学率超过控制线的县(市、区),不得评估认定为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吕玉刚说。

控辍工作不仅责任更实,手段更细。随着学校布局调整和父母外出务工,乡村孩子的流动明显加剧,因此借助中小学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对学生流动、辍学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对学生学籍信息变化情况也应及时予以更新,确保控辍保学工作能够更加精准。

团结社会力量做好控辍保学

辍学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更是一个全球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大约有2.63亿名儿童和青少年辍学或失学。其中,小学适龄儿童(约6至11岁)达6100万名、初中适龄青少年(约12至14岁)达6000万名、适龄青年(约15至17岁)达1.42亿名。

控辍保学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中国的控辍之路也是筚路蓝缕。2016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2%,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4.0%,这不仅是了不起的历史跨越,更为世界范围内的控制辍学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通知》看准了义务教育“升学率”天花板后面的“巩固率”矛盾,并从依法控辍、质量控辍、扶贫控辍和保障控辍四方面全面布局,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控辍保学的中国经验。

不少农村孩子选择辍学,最现实的原因是认为自己根本考不上大学。要改变这一想法,就要让学生看到上升的希望,而职业教育恰恰承担着这样的职责。

《通知》有针对性地实施了中职振兴的相关举措,为学生提供多种成才渠道,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加快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有计划地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初中毕业生到省(区、市)内外较发达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完善东中西部对口支援机制。

控辍保学,师资是关键。

留住优秀教师、吸引年轻教师,各地也在积极作为。北京市密云区评职评优优先考虑支教教师,截至目前,已有562名支教教师被评为区级以上骨干和中级以上职称,占比达36.9%。在中央层面,2017年乡村教师补助中央奖补资金增至30亿元,比2015年增加30.4%;2017年“特岗计划”招聘8万名大学生到农村学校任教,比2016年增加1万人。

既然控辍保学是一项牵涉众多的社会工程,那就需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江西萍乡市上栗县长平乡是省级贫困乡,但在这里,连续20多年无一人因贫困而辍学,相反,还走出了全国师德标兵、省市优秀企业家、博士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生等上百人。大家都说,这得益于长平乡教育奖励基金会。

上世纪90年代初,李维正和乡里退休教师李怡章、黄祖耀等老党员发起创办了长平人民教育奖励基金会。他们多方积极奔走,如今,基金会利用基金的利息及衍生收入,共资助奖励学生和教师3772人次,助奖总金额达225万元,如今基金已达400多万元。

一年来,为了“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社会各方积极投身于这场事关民族未来、国家大计的改革攻坚战。

全国政协委员刘昌俊:

控辍保学 对扶贫意义重大

我曾遇见过不少20—40岁从村里到县上的打工者,他们曾经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辍学。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便缺少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必要的工作技能,即使在家附近的市县打工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如果当时他们能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肯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困境。

如今,教育扶贫尽管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学生资助体系、教师队伍建设、民族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有一些盲点、薄弱点,其中就包括控辍保学。

对于扶贫,现在更多的是经济方面可以量化的硬指标,因此在扶贫专项资金的大力支持下,很多乡镇都在开展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异地搬迁项目。这些措施短平快,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数字化”脱贫。但是针对个人,防止下一代再次返贫,还是要靠教育。

对于以农业经营为主的村落来说,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适应自然与市场变化能力也亟待提高。从根上达到精准扶贫目标,提高农业人口科学素养、科学技术水平、自我教育能力、掌握市场信息能力等势在必行。这一切,都要以控辍保学为基础。

在此基础上,必须制定教育扶贫的长远规划,拓宽教育扶贫范畴。除基础教育外,还要加强农业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将农村受教育人口拓宽到各个阶层,全面提升农业人口科学素质。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李萍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6版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的公平与质量一直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方向,一直是政府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新时代对教育的公平和质量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对“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行了深入解读。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澳门太阳城下载,指出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梦想。

公平与质量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历史上,教育的公平与质量(效率)一直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当然在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侧重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公平优先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扫盲运动、工农夜校、业余学校、院系调整等一系列教育政策,本质上都是为了推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直到党的十六大之前,无论是重点学校政策、“211工程”建设等,都体现出效率优先的特点。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教育“GDP”,建豪华学校,奖“高考状元”,背后也是一种追求效率的冲动。过去我们是一个追赶型的国家,有追赶的心态、办追赶型的教育。但是,这样的结果造成了区域、城乡、校际差距越来越大。

近年来,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话语,也是每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西部地区的“两基”攻坚计划、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国家助学制度等,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12年9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教师工作暨“两基”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上得起学,保障他们平等接受教育、平等发展的权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源配置要向中西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可以看出,从2012年到2014年,教育政策的基本导向是公平优先。

2015年开始,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提出公平与质量,要求“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办好公平优质教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我们也可以发现,从2015年到2018年,公平和质量是我国教育公共政策的主要导向。

公平与质量(效率)历来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公平优先还是质量(效率)优先?公平优先兼顾质量(效率)还是质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其实反映了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只有把握教育的方向,分析基本国情和政府责任,才能选择科学合理的教育政策。

教育公平是政府的首要责任

教育公平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的首要责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要求各级政府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毫无疑问,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表明,公平、质量仍然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方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教育的总要求,就是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的判断,揭示了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明确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也为我们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什么?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见,教育是美好生活的第一要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教育作为民生的第一个问题来论述,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更是充分彰显决心。

教育不仅是创造美好生活重要、基础、关键的路径,也是美好生活重要、基础、关键的组成部分。更好的教育,才能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才能为经济转型、科技创新、文化繁荣、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很短时间里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难题,实现了普及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但是,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相比,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状况更为突出。其中,不均衡主要是公平的问题;不充分主要是质量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不均衡的问题,是教育公平的问题。如我国的城乡之间、东西部区域之间、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学校之间、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的教育还很不均衡,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发展还非常不充分,人民对教育的满意程度还不高。

在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2017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按照公平优先兼顾质量的原则配置资源的。在财力紧张情况下,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超过4%。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营养改善计划惠及3600多万名农村学生。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由1万人增加到10万人。各类学校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力度进一步加大,4.3亿人次受益。

2018年教育工作的部署,也是把“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指导思想。着力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育投入继续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继续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发展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和网络教育。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梦想。显而易见,这其实也是一个教育公平的承诺。

提高质量是教育的永恒主题

公平与质量本身并不是对立的。没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或者低质量的教育公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没有公平的质量,更是有悖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也谈不上真正的质量。现在中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过去的有没有学上,转变为能否上好学的问题。所以,教育公平的问题,也有新的表现形式。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与教育公平同样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有许多关于提高质量的部署。如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等等。新时代的教育公平,主要是解决人人都能上好学的问题,是优质的公平。

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教育问题,作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他最操心的第一民生。

如何保证“公平而有质量”,或者说,如何在保证底线公平,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的前提下,公平和质量两手抓两手硬?这就需要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学会科学合理配置资源,学会利用杠杆撬动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

政府要筑好教育公平的底线,为每个孩子提供同样的机会、同样的资源。同时,要调动民间的力量和社会的资源,为不同的孩子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要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倾斜。

在新时代,我们一方面要解决好不均衡的问题,更加注重教育的公平;一方面也要注重不充分的问题,更加注重教育的质量。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力度,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加大对边远地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的支持力度,逐步补齐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等短板。我们的教育改革要有文化自信,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基础之上,努力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进一步提升教育的品质。

新时代,我们提出了“公平而有质量”的新导向。新时代也以网络、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为我们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新的工具。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奋斗,努力创造更好的教育,进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7版


47.1%的孩子每天阅读时间不足半小时,仅12.8%的孩子每天阅读超过1小时,而孩子的阅读能力明显地随着阅读量增加而增长,并且阅读能力越强,学习成绩相对越优异;大多数家庭有意愿在亲子共读上投入时间和精力,但是行为跟不上意识:有40.3%的家长了解亲子共读,但因为各种原因很少和孩子一起阅读。

这组数据来自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不久前在京发布的《2017中国家庭亲子共读调研报告》,从亲子陪伴质量、家庭阅读情况和亲子共读方式等角度切入,针对0—12岁年龄段孩子的家长展开了亲子共读调研,共收集到31个省份的9194份问卷。

亲子共读,是近年来被人们日益重视的一种家庭教育新方式。基于调查数据,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好未来启动了“未来家庭教育计划——亲子共读公益项目”,旨在为家庭教育提供内容多元、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服务。好未来将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1500万元,用于“未来家庭教育计划”的开展。

该计划将用5年时间,打造一个家长、儿童、专家、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家庭教育平台,在全国各地开展亲子阅读调研、故事大赛等活动,并捐建亲子阅读馆、组织专家巡讲。主办者希望通过亲子共读,让书香充溢更多家庭,达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目标。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在启动仪式上讲话说,启动“未来家庭教育计划——亲子共读公益项目”,对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推动家庭教育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作为项目执行单位,要围绕中央文明家庭建设的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把握好项目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整合多方资源,搭建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家庭受益的合作平台,让更多家庭和儿童受益。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10版


党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各类教师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提出了新要求,成为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航标和方向。在学习贯彻《意见》过程中,笔者领悟到,家庭教育指导力应成为新时代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校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号召重新唤起社会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学校、家庭、社会合作共育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家校合作育人已经成为教育新生态。虽然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已达成共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日渐明晰,但缺乏专门训练、缺乏专门教育知识和技能、缺乏家校合作育人规律的把握,正成为家校合作育人中广大教师的现实困扰。

从具体情况看,学校德育和学科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学生学习和行为表现异常,很多是因家庭教育不当或者缺失引起的。但由于教师缺乏专业观察力和实践指导力,使本可避免的事情出现了、本可减轻的问题加重了,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

当下的年轻教师大多为“80后”“90后”,几乎是名副其实的“独一代”。多数教师不仅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培训,甚至连基本的家庭教育经验也没有。而现行的教师资格考试“入口关”偏重于文化基础、课堂教学素养,对家庭教育指导力没有刚性规定。

受多种因素影响,家庭教育课程尚未纳入师范院校和区域教育学院(教师专业发展机构)相关学科建设中,在职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培训尚未成为政府行为,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化培训尚未形成国家“标准(体系)”,培训机构五花八门,培训市场逐利居多,专业研究实践不足。诸多原因造成教师队伍家庭教育指导力建设滞后,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

教师的能力素养是一个历史性概念,随时代和政策环境发展而变化。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不但要强调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也要讲教师的核心素养培养。除了传统的“教学五环节”等业务知识和技能外,还需要关注家庭教育指导力建设这个核心素养。

近年来,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力建设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形成了一些制度化经验成果,但整体还处于粗放、零碎的状态,传统教育思想束缚和桎梏仍然严重,家庭教育指导被认为是班主任和德育干部的事,是学校领导的事,是家委会的事,是教学素养之外的事。如果将课程教学能力比作教师专业中的米饭、馒头等“主食”,家庭教育指导力被视为味精、酱油等“调味品”,显然无法适应家校合作育人的新要求。

事实上,家教指导力是提高新时代教师素养的“调节器”,普惠性家庭教育公共服务需求是新形势下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重视和开展中小学校教师家教指导力建设,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体现和有效途径。

优化家庭教育指导力建设的制度环境,需要各级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进一步提高认识,结合《意见》实施,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将其纳入教师素养提升工程,纳入教师入职必备条件、专业学习和职后培训的制度化体系,形成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应进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类别教师探索培训机制,专业普及培训和理论研究指导相结合,建立教师核心素养培养新载体。

建立教师家教指导力建设的科学评价机制,需要用好教师专业发展和业绩考核评价导向,将其纳入新教师入职的专业测试和培训范围,与教学业务、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考测“同等要求”,作为中小学校发展和校长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形成全员重视家庭教育指导力建设的良好氛围。

提升教师的家教指导力,区域教育学院必须有所作为,且大有可为,完全可以承担起教师家教指导力建设、促进家校合作育人的区域“总枢纽”作用。我们学院组建的区域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服务中心,在家校合育中实现了整合教育资源、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引领、组织指导服务和评估监测等五项“枢纽”功能。实践证明,这种“枢纽”功能不仅可以提高教师的素养,还可有效促进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育人融合。

(作者系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副院长)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8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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